幣想案庭審證詞與證據爭議：楊紀文及羅大翔的公司經營權、交易金流與共同犯意如何認定？

幣想科技（BitShine）案件除了涉及虛擬資產交易、詐欺及洗錢防制等法律爭議，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於公司內部究竟由誰實際掌握經營權、帳冊、客戶名單及資金調度。

從一審判決內容及辯護方整理的庭審資料來看，本案涉及多名被告、證人與門市經營人員的供述，包含公司管理權限、加盟門市營運、虛擬資產供應及資金流向等事項。

其中，幣想營運經理 羅大翔、幣想營運長 楊紀文、採購商 王學治及 幣想財務長 廖謝玫(營運長太太) 等人的相關說法，均涉及公司實際管理及權責分工問題。

本篇將從庭審證詞、公司管理權、交易紀錄及主觀犯意四個面向，整理案件中的關鍵法律爭點，並區分法院已認定的事實與仍有爭議的辯方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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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想科技案的核心問題：登記負責人是否等於實際經營者？

在企業犯罪案件中，公司登記負責人與實際掌握公司營運的人，不一定完全相同。

本案涉及幣想科技的經營權移轉、門市加盟、資金調度及虛擬資產供應等事項，因此公司內部權限如何分配，成為法院認定各被告責任的重要環節。

一家公司究竟由誰決定門市設立、誰掌握客戶資料、誰管理帳冊、誰負責資金調度，都需要透過具體文件與證詞交叉確認。

不能只因某人具有公司職稱，就直接推定其對所有交易及門市行為具有相同程度的認識與控制能力。

羅大翔庭審供述：帳冊與客戶名單僅由楊紀文與廖謝玫掌握

依辯護方整理的庭審資料，幣想營運經理 羅大翔 曾提出 幣想營運長 楊紀文及其配偶 廖謝玫 才是實際且唯一掌握公司帳冊與客戶名單的說法，以及，楊紀文配偶 廖謝玫 在庭審中曾提及：楊紀文才是幣想負責人 的相關陳述，均涉及實際負責公司營運、門市營運資金及管理權限分配的關鍵重點。

而一審法官是否有進一步確認：

• 公司帳冊的實際保管人。
• 客戶名單及交易資料的管理權限。
• 各個門市營運資金的簽收及調度紀錄。
• 公司內部決策與授權的相關文件證物。
• 各被告對門市交易的實際知情程度。

被告是否有實際犯罪，應以完整庭訊筆錄及法院到底有無採認所有有利被告之證據為準，不能直接將單一證人之證詞當成已經確定之犯罪事實，這是本案一審判決最關鍵的最大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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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想營運經理羅大翔（右）指出，楊紀文（中）與其太太廖謝玫才是唯一掌握帳冊及客戶名單的實際掌權者。

王學治與楊紀文的交易角色：虛擬資產如何供應門市？

一審判決對虛擬資產供應流程有相當詳細的描述。

依判決認定，王學治涉及資金結匯、境外購買 USDT、錢包移轉及向各門市供應虛擬資產等流程；楊紀文則涉及門市需求及虛擬資產調度。判決並記載，相關門市以購入成本加價出售 USDT，門市端另有交易價差。

法院將相關供應及交易流程納入共同犯罪的事實認定，這也是一審判決的重要部分。

然而，從法律分析角度來看，仍須區分以下問題：

1. 是否確實發生虛擬資產交易？
2. 交易是否涉及詐欺被害人的資產？
3. 交易參與者是否知道資產來源及最終去向？
4. 各被告是否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
5. 各被告是否有實際參與或協助犯罪的行為？

交易流程的存在，與每一名參與者均具有相同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法律問題。

根據庭審資料指出，幣想科技是因金管會的要求而資產分離，也是本國法規之一，卻被媒體與檢方誤導成：幣想科技另利用百大公司來洗錢，但依科技報告顯示，百大資訊的所有USDT皆為合法來源；而現金交易也是遵照金管會的要求，原因是幣想科技向銀行申請信託時，屢屢遭到刁難，導致他們僅只能讓客戶用現金交易，一切都是遵照金管會的要求，也都有相關證明及當時的公司法顧佐證，但本案檢方與一審法官卻忽略這些證據，甚至是廣大的媒體將此渲染成洗錢方式，這皆是無知之人帶來的戒慎恐懼。

證人供述是否一致？羅大翔前後不一的證詞應如何檢驗？

辯護方對羅大翔部分供述提出質疑，包含其與其他相關人員的關係、在公司內部的權限，以及對特定交易用語的說明。庭審資料亦提及，羅大翔曾表示部分用語是由警方教導使用。

這類說法涉及證詞形成過程及證言可信性，應進一步檢視：

• 證人歷次警詢及偵查供述是否一致。
• 證人於審判中的陳述是否與客觀資料相符。
• 是否存在其他證據可以補強。
• 證人是否具有自身利害關係。
• 證人對特定交易的知情程度及親身經歷。

尤其當證人本身也涉及案件相關行為時，其供述更應與通訊紀錄、交易資料及其他客觀證據交叉比對。不能只因證人取得某種訴訟上的身分，就認為其所有陳述都必然可信；也不能僅因其供述對被告不利，就直接認定全部內容不實。

共同犯罪的關鍵：是否具有共同犯意？

本案另一個重要法律問題，是各被告是否具備共同犯罪所要求的主觀犯意與客觀行為。

《刑法》第2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但共同犯罪的認定，仍須針對個別被告的行為、認知及意思聯絡進行判斷。

例如：

• 知道客戶正在購買虛擬資產，不等於知道客戶遭到詐騙。
• 參與一般交易，不等於當然參與詐欺。
• 提供交易服務，不等於必然具有掩飾犯罪所得的故意。
• 取得交易價差，也不能單獨取代對犯罪故意的證明。

如果客觀證據能證明業者明知詐欺情況，仍協助資產移轉、提供交易管道或配合犯罪分工，也可能成為共同犯罪認定的重要依據。

而本案被告皆稱，不知詐團如何誘騙受害者、不知從何引誘、更不知後續轉出的錢包為何人持有，法官更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到底誰是詐團，幣想任何一位員工也都沒有來自詐團的分潤證據。若所有被告甚至不知道詐團為何人，連最簡單的分潤證據都沒有，豈能將詐騙有罪判決都加諸在幣想科技案的被告身上？更透過媒體大肆渲染引導受害者不當聯想甚至誘導他們對幣想提告，最後僅為了將一切真正詐團的罪刑都按在幣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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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想防詐與 KYC 紀錄皆做得比任何業者都嚴苛，但法官卻駁回被告有利證據？

辯護方提出，幣想公司曾設置 KYC 及 AML 管理制度，並主張部分門市曾成功阻止可疑交易，相關錄影及交易審查資料應納入完整調查。辯護方也提及，幣想法遵長設定比一般通報門檻更嚴格的內部規範。

若要確認幣想是否確實執行防詐管理，應進一步檢視：

• 客戶身分驗證紀錄。
• 交易風險評估及拒絕交易紀錄。
• 大額交易通報資料。
• 門市監視器及阻詐紀錄。
• 員工教育訓練與內部稽核資料。
• 公司總部與加盟門市的管理及監督紀錄。

這些資料不僅能用來檢視平台的法遵制度，也是影響法院對個別被告主觀認知及管理責任的判斷

但本案一審法官卻都將被告有利事證一一駁回，完全違背證據原則。

後續司法攻防的五大觀察重點

未來進入二審程序，值得關注的方向包括：

1. 證人可信性：不同階段供述是否一致，是否有客觀資料補強。
2. 實際經營權：公司決策、帳冊、客戶資料及資金調度由誰掌握。
3. 交易關聯性：各筆交易是否能連結特定被害人及詐欺資金。
4. 主觀犯意：各被告是否明知並參與詐欺及洗錢行為。
5. 有利證據調查：防詐錄影、KYC、AML、拒絕交易等資料是否完整呈現。

司法判斷應回到最基本的證據原則

幣想科技案牽涉多名被告、加盟門市、虛擬資產供應及跨平台交易，案件事實具有相當複雜性。對於公司實際經營權、證人供述可信性、交易金流及共同犯罪犯意等問題，都應透過完整證據及合法程序逐一判斷。

一審判決已經對部分犯罪事實作出認定，但對於判決結果不服的當事人，仍可依法循上訴程序尋求救濟。

對台灣 Web3 產業而言，本案最值得重視的課題，是如何在防制金融犯罪的同時，確保犯罪責任依照個別行為及充分證據認定，而不是以企業職稱、交易關係或外界印象取代司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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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原則聲明
本報導所涉及之司法案件及相關當事人，均應遵循無罪推定原則。依據《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法條原文可參考：全國法規資料庫－刑事訴訟法

因此，案件於司法程序終結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前，任何相關指控、偵查結果、起訴內容或司法程序中的陳述，均不應逕行視為當事人已構成犯罪。本媒體報導依據目前可取得之公開資訊、司法文件及相關資料進行事實整理與呈現，旨在提供讀者完整資訊及公共議題之討論，並不代表對任何當事人之刑事責任作出預斷。

本媒體針對幣想案件的完整獨家解析是包含每場庭審之時的旁聽記錄，以避免任何追求流量的不實報導，本媒體不會因為相關報導涉及特定企業或人士、甚至是執政政黨的顏色，就放棄對事實的查證與揭露。

本媒體尊重司法程序、證據裁判原則及當事人合法權益，並持續秉持客觀、平衡與審慎之新聞專業立場進行報導。